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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綠色信貸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

        2022-07-15 05:16馬悅上官鳴
        現代管理科學 2022年3期
        關鍵詞:綠色信貸融資約束

        馬悅 上官鳴

        [摘要]環境信息披露質量不僅是衡量企業社會責任的標準之一,也是影響企業信貸等活動的重要指標。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借助《綠色信貸指引》這一“準自然實驗”,運用雙重差分模型實證研究了綠色信貸政策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綠色信貸政策提高了重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綠色信貸政策主要通過對企業形成融資約束、提高其環境績效來實現這一目標;綠色信貸政策對不同企業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其對非國有重污染企業、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重污染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正向促進效應更為顯著?;谏鲜龇治?,提出了大力發展綠色信貸政策、完善環境信息披露制度體系、健全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管理機制等相關建議。

        [關鍵詞]綠色信貸;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融資約束;環境績效

        一、 引言

        環境污染已經成為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2021年全國“兩會”提出要加快企業生產方式向綠色轉型,加強生態保護,協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1。企業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主體之一,不僅是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也是環境治理的主要力量。近年來,我國為推動、引導企業披露環境信息,積極主動承擔環境保護責任,先后出臺了《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南》等一系列政策2。除此之外,為進一步約束企業污染行為并達到事前污染治理效果,2007年原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中國人民銀行、原銀監會聯合出臺了綠色信貸政策,將企業環境保護、環境污染治理等作為信貸審批的重要前提條件3。2012年原銀監會出臺《綠色信貸指引》,從制度內容、組織和流程管理等方面,進一步規定了綠色信貸的業務標準4。隨著綠色信貸、綠色金融的不斷發展,污染企業的貸款門檻也不斷提高,為緩解融資壓力,企業開始通過財務報告、獨立的環境報告等方式主動披露環境信息。但據《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指數(2019年度)》顯示5,2019年我國僅有1006家上市企業公布了環境責任報告,環境信息披露的整體平均得分僅為33.44分,這體現出企業披露環境信息的意愿并不高,仍處于較低的水平,提高環境披露的廣度和深度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在綠色信貸和綠色金融高速發展、環境信息披露制度不斷嚴格的背景下,積極推動并引導各類型企業主動承擔環境保護責任,提高自身披露環境信息的標準,探討綠色信貸政策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

        基于此,本文以我國A股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通過構建雙重差分模型,探究如下問題:第一,《綠色信貸指引》政策的實施是否會影響企業披露的環境信息質量;第二,《綠色信貸指引》政策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機制;第三,企業性質、市場化程度等因素是否會導致《綠色信貸指引》對不同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質量產生異質性影響。

        二、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1. 文獻綜述

        (1)綠色信貸

        綠色信貸起源于西方國家,我國直至2007年才首次出臺有關綠色信貸的政策1。Claessens等認為綠色信貸是用于降低環境風險的金融工具,其有利于不斷促進銀行等金融機構市場競爭力的提高[1]。夏少敏認為綠色信貸在于引導企業的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等全面綠色升級[2]。目前從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共同探究綠色信貸政策的影響是相關學者的主要研究角度。宏觀方面,謝婷婷等研究發現綠色信貸政策有利于推動綠色經濟發展[3]。傅亞平等研究發現綠色金融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4]。但也有學者認為綠色信貸政策具有一定的風險,曹洪軍等認為銀行等部門會由于缺乏外部監管而與企業達成合謀,進而會使企業的貸款門檻變低[5]。微觀方面,劉慶富等研究發現綠色信貸政策能提高銀行的盈利能力并降低其經營風險[6]。趙莉等研究認為在綠色信貸背景下,企業積極披露環境信息有利于向外界傳遞積極信號從而降低債務融資成本[7]。但也有學者認為該行為會暴露企業的環境風險[8]。

        (2)環境信息披露

        環境信息披露的形式內容、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等內容是目前學術界關于環境信息披露研究的主要方面。首先關于披露的形式和內容,李玉敏提出,大規模企業應該采用獨立的環境報告披露環境信息,中小規模企業可以通過增加財務報表項目或在報表附注中披露相關信息[9]。Patten等采用內容分析法研究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情況發現,企業披露的信息應包括各類污染物的排放和治理情況、環境風險等方面[10]。沈洪濤等認為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內容應分為環保方針、資源消耗、環保設施、污染排放、環保費用和其他[11]。吳紅軍提出環境信息披露的內容可以分為容易量化且驗證的硬披露指標和較為空泛且容易被借鑒的軟披露信息[12]。其次大部分學者認為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企業規模、董事會規模、股權性質等內部因素,以及媒體關注、政府監管、社會輿論等外部因素。最后關于信息披露經濟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業的價值、績效等方面。相福剛等學者認為披露環境信息有利于企業提升價值和自身發展[13],但葛源等以林業企業為研究樣本得出了相反結論[14]。

        對文獻梳理和總結可以發現,關于綠色信貸和環境信息披露的單獨研究較多,但很少有人研究綠色信貸等政策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沖擊?;诖?,本文擬以《綠色信貸指引》這一準自然實驗,研究綠色信貸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

        2. 研究假設

        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持續推進和環境保護標準日趨嚴格,銀行等金融機構因污染企業關停帶來的信貸風險逐漸增大。在此背景下,綠色信貸政策出臺并要求銀行等金融機構在給企業發放貸款前要嚴格評估企業的環境檢測標準、生態保護、污染物治理效果等方面。2012年原銀監會頒布《綠色信貸指引》進一步明確規定了企業在貸款審批中的環境信息評估標準,極大提高了污染企業的貸款門檻和融資約束程度。因為我國關于企業環境信息的公開機制尚有許多不足之處,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直接獲取并評估企業的環境治理等信息,所以各個金融機構獲取的企業環境信息主要來源于其主動對外披露的具體內容。因此企業為了取得更多的資金并降低自身融資成本,在進行環境信息披露工作時會更加積極主動。信號傳遞理論指出擁有更多信息量的一方會通過向處于信息劣勢的一方傳遞市場信號等方式來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隨著大眾環保意識的整體進步,董事會、客戶等利益相關者會更加關注企業的環保情況,以此來選擇繼續投資還是終止合作。企業為了增強投資者信息,維持客戶等資源,提升企業形象和社會聲譽,通常會選擇如實披露相關信息來向投資者等人傳遞一種積極的信號。此外,良好的環境治理績效更有利于獲取客戶的信任,并提高企業披露環境信息的積極性,降低披露成本。由此可見,隨著綠色信貸的快速發展,污染企業受到的外部監管壓力逐漸增大,企業不得不通過逐漸提高環境治理水平來降低企業與銀行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環境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提高獲得資金支持的幾率?;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有利于提高重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

        假設2:融資約束、環境績效在綠色信貸政策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中起到中介作用。

        由于我國特殊的經濟體制背景,不同企業面對綠色信貸的影響往往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國有企業的資本一般由國家擁有,其在追求利益的同時具有一定的社會性,積極披露環境信息主要是出于政府的需要。但非國有企業的經濟發展主要以盈利為目的,其往往會根據自身發展情況有選擇性地披露環境信息。從融資角度而言,由于國有企業與政府等機關往往存在更為緊密的內在聯系,在陷入財務危機時,更容易得到外部組織的支持和幫助。在綠色信貸背景下,國有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不是銀行信貸決策時所關注的最主要因素,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相對較低,這使得有關企業在披露環境信息時并沒有較高的積極性。然而非國有企業卻不具備這種軟預算約束現象的優勢,企業為了獲得更多的信貸支持、維持自身穩定發展,往往會積極的配合環保政策,主動提升環境信息披露的質量?;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與國有企業相比,綠色信貸政策對非國有重污染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更顯著。

        長期以來,由于地理、政策等原因,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不同的企業環境必然會對其經營活動產生影響。在市場化改革更深入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市場機制相對更健全,政府干預較少,企業披露環境信息能帶來更積極的市場效應。此外,在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環保要求更為嚴格,信息傳遞的效率更高,企業一旦發生污染等違法事件,會遭受更為嚴重的處罰。企業為了避免負面信息,提升品牌形象,通常會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主動對外公開披露環境信息。在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政府出于政績等因素對環境污染事件的處罰力度相對較輕,加劇了利益相關者與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降低了企業披露環境信息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4:在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綠色信貸政策對重污染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更顯著。

        三、 研究設計

        1.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8—2019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依據原環境保護部發布的《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見稿)》1,本文將造紙、采礦業、石化等16類重污染行業的企業作為處理組,其他企業作為對照組。樣本處理過程中剔除了ST、*ST、PT、金融業2008年以后上市的以及數據缺失的樣本,并對相關變量進行了1%的縮尾處理。最終確定上市公司共有1292家,15502個觀測值。本文所用數據主要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等。數據處理采用Stata16、EXCEL等軟件。

        2. 變量定義

        (1)解釋變量

        參照已有研究,本文采用內容分析法[15]計算環境信息披露指數來衡量信息披露質量,為增強數據的可比性,以總得分與最優得分的比值作為其的衡量指標,具體內容如表1所示。

        (2)被解釋變量

        本文以《綠色信貸指引》政策頒布為沖擊,2012年《綠色信貸指引》頒布后Post取1,反之取0。若企業屬于重污染企業Treat取1,反之取0。

        (3)控制變量

        結合以往文獻的研究成果,本文選取資產負債率(Lev)、企業規模(Size)、資產收益率(Roa)、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現金流量(Cash)、固定資產比率(Fixass)、股權集中度(Top1)、產權性質(State)等作為控制變量。各具體變量說明如表2所示。

        3. 模型設計

        參考現有研究,構建如下雙重差分模型,在模型1中主要關注交互項Post×Treat的系數,若交互項系數β1為正,則說明《綠色信貸指引》政策的頒布對提高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有積極影響,反之則說明該政策的實施不利于有關企業提高其環境信息的披露質量。

        模型中EDI表示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Post和Treat為虛擬變量,樣本屬于政策實施后Post取1,否則取0;樣本若為重污染企業Treat取1,否則取0;Controls代表控制變量;Industry表示個體固定效應,Year表示時間固定效應。另外,β0是常數項,βi是回歸系數,?是隨機誤差項。

        四、 實證結果與分析

        1. 基本回歸結果分析

        假設1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為增強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模型1進行了兩次回歸分析,其中第(1)列結果為只控制行業和年份固定效應并未添加控制變量,第(2)列為添加控制變量后的結果?;貧w結果顯示,加入控制變量前后Post×Treat的交互項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綠色信貸指引》政策的頒布明顯提高了重污染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質量。從經濟意義上來看,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使重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提高了0.073,從而驗證了假設1。

        2. 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研究樣本只有滿足平行趨勢檢驗才能采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即觀察所研究樣本在《綠色信貸指引》政策頒布前后重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參照Hong等的研究方法[16],設置政策頒布前后的時間虛擬變量,分別對政策實施前兩年、政策實施前一年、政策實施當年、政策實施后第一年至第七年的樣本取1,并與Treat變量相乘,其余控制變量均保持不變。表4的回歸結果顯示,政策實施前交互項的系數均不顯著,但在綠色政策實施后每一年交互項的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政策前后重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存在顯著差異,即滿足平行趨勢假定。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政策實施后相關系數逐年提高,說明重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逐年提高且綠色信貸政策效應具有持續性。

        (2)安慰劑檢驗

        為進一步確保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了安慰劑檢驗。假定《綠色信貸指引》政策頒布實施時間提前兩年,改變Post變量,其余變量均保持不變,對樣本進行重新檢驗,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結果顯示交互項系數不顯著,一定程度排除了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是受其他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說明本文的分析結果是穩健的。

        (3)PSM檢驗

        為避免內生性問題的干擾,本文借鑒朱亞杰等的研究方法[17],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對樣本進行了一比一近鄰匹配,并對匹配后的樣本進行雙重差分回歸。根據表5回歸結果所示,交互項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進一步說明綠色信貸政策對重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產生了明顯的促進作用。

        (4)改變樣本范圍

        本文剔除綠色信貸政策頒布當年和次年的樣本數據后再次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交互項系數依舊維持在顯著正相關狀態,與前文研究結果高度一致,再次證明綠色信貸政策實施確實對企業環境信息的披露有積極影響。

        五、 進一步研究分析

        1. 影響機制分析

        (1)融資約束

        通過前文理論分析部分可知,綠色信貸政策可能通過對企業形成融資約束從而倒逼其提高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诖?,本文參照盧太平等[18]的方法,引入SA指數度量各企業的融資約束水平,其具體計算公式為:SA=-0.737Size+0.043Size2-0.040Age。為檢驗是否存在該影響機制,本文繼續構建如下模型:

        融資約束對綠色信貸與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中介作用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模型1至模型3中,Post[×]Treat和SA的回歸系數均保持高度顯著正相關水平,且模型3中的交互項回歸系數小于模型1,說明中介效應成立,即綠色信貸政策能夠通過對重污染企業形成融資約束進而促進其提高環境信息披露的質量,假設2得到驗證。

        (2)環境績效

        通過理論分析可知,綠色信貸政策可能通過提升企業的環境績效來影響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因此本文采用企業是否獲得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來衡量企業的環境績效水平(EP)。采用模型1至模型3進行分析,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結果顯示均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且模型3中Post[×]Treat的回歸系數小于模型1,說明環境績效的中介作用成立,即綠色信貸政策通過影響企業環境治理水平來提高環境信息披露質量。

        2. 異質性檢驗

        通過理論分析可知,《綠色信貸指引》政策的實施可能因為企業的產權性質差異、所處地區市場化發展水平不同而產生異質性影響。為驗證假設3和假設4,本文按照企業的產權性質以及其所處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兩個維度對樣本進行了分組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為克服樣本誤差,借鑒連玉君等的方法[19],采用“自抽樣法(Bootstrap)”計算P值檢驗了組間差異的顯著性。

        (1)按產權性質分組

        由于我國特殊的經濟制度,綠色信貸對不同產權性質企業披露環境信息的影響存在一定的差異。表8第(1)列和第(2)列的回歸結果顯示,交互項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不僅提高了國有重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也提高了非國有重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但國有企業樣本的回歸系數0.069低于非國有企業樣本且P值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綠色信貸政策對非國有重污染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更明顯,假設3得到驗證。

        (2)按市場化程度分組

        由于歷史、地理、政策等原因,各省份之間市場化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本文根據王小魯等編寫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以市場化程度的中位數為臨界點將實驗樣本分為兩組。表8第(3)列和第(4)列的結果顯示,交互項系數分別為0.074、0.067且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綠色信貸政策對不同市場化程度地區的重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根據回歸系數大小和組間差異性檢驗顯示,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的重污染企業受綠色信貸政策的影響更大,假設4得到驗證。

        六、 結論及建議

        本文以2008—2019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基于《綠色信貸指引》這一準自然實驗,探究了綠色信貸政策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表明,綠色信貸政策提高了重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其主要對企業形成融資約束和提高環境治理績效來不斷促進企業提高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綠色信貸政策對國有重污染企業、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的重污染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根據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大力發展綠色信貸政策。各地金融機構應大力推行綠色信貸政策,建立以企業環境治理情況為主的信貸審批制度,提高有關企業環境保護等環境績效的評判標準。銀行等金融機構應加強與環保部門的信息交流,及時了解企業全方位的環境信息,加大企業環境污染的處罰力度,以此督促企業積極主動地對外披露相關信息,使金融機構在進行信貸決策和資金配置時可以更具有針對性和選擇性,從而提高各金融機構信貸資源等方面的配置效率并以此來降低相關信貸風險。銀行等金融機構應結合綠色信貸實施效果,合理調控評判標準,從而不斷修改并完善綠色信貸制度,使其更加科學合理。同時政府應針對各地綠色信貸實施情況建立獎懲機制,以此來督促銀行等金融機構積極推行綠色信貸,促進我國綠色信貸政策不斷發展。

        第二,完善環境信息披露制度體系。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整體來說相對較低、相關信息的披露制度也存在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2021年生態環境部發布了關于企業披露環境信息的具體改革方案,從披露的內容、監督管理機制等方面進一步明確規定了企業披露環境信息的標準。不斷促進各類企業積極對外披露環境信息已成為目前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內容之一,各地政府應積極響應并落實環境信息披露的改革工作,嚴格要求對外披露的形式和內容,加快推動非污染企業的信息披露工作,加大外部監管壓力和處罰力度,不斷推進相關制度的法治化建設,以此來督促企業不斷提高披露環境信息的積極性和質量。只有不斷完善環境信息披露制度,才能有效提升企業的社會環保責任,從而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協同推進。

        第三,健全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管理機制。企業作為我國經濟發展主體以及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應明白環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不斷增強環境信息披露意識和環保意識。首先,企業內部應建立環境管理部門,制定環境信息披露的質量標準和獎懲制度,加強披露信息的審查工作,從而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和企業的融資成本。其次,企業應主動加大環保投資力度,加強企業內部環境保護的教育和培訓工作,從根本上增強各位員工的環境保護意識,以此降低環境污染的處罰風險。最后,由于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對企業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國有企業和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的企業更應該建立高質量的環境信息披露機制,增強環境保護意識和社會責任,從而促進企業經濟長遠發展。

        參考文獻:

        [1] Claessens S, Laeven L.What Drives Bank Competition?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04,36(3):563-583.

        [2] 夏少敏.論綠色信貸政策的法律化[J].法學雜志,2008(4):55-58.

        [3] 謝婷婷,劉錦華.綠色信貸如何影響中國綠色經濟增長?[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9,29(9):83-90.

        [4] 傅亞平,彭政欽.綠色金融發展、研發投入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省級面板門檻模型的實證[J].統計與決策,2020,36(21):120-124.

        [5] 曹洪軍,陳好孟.不確定環境下我國綠色信貸交易行為的博弈分析[J].金融理論與實踐,2010(2):17-22.

        [6] 劉慶富,陳志偉,何暢.中國綠色信貸風險的評估與監測——基于新能源汽車產業的視角[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62(2):192-200.

        [7] 趙莉,何朋飛.環境信息披露、政府監管與債務融資成本——基于滬深A股重污染企業的實證研究[J].武漢金融,2021(7):44-52.

        [8] 姚圣,潘欣遠.環境信息披露與公司債務成本的關系研究——基于我國制造業A股上市公司數據[J].會計之友,2018(21):68-73.

        [9] 李玉敏.論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模式框架[J].綠色財會,2010(2):6-8.

        [10] Patten D M, Trompeter G. Corporate Responses to Political Cost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3(1):83-94.

        [11] 沈洪濤,李余曉璐.我國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現狀分析[J].證券市導報,2010(6):51-57.

        [12] 吳紅軍,劉傲仁,吳世農.公司環保信息披露與融資約束[J].世界經濟,2017(5):124-147.

        [13] 相福剛,遲甜甜.環境信息披露、聲譽資本與經濟績效[J].會計之友,2020(17):33-38.

        [14] 葛源,張巖,程寶棟.林業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能增加企業價值嗎?[J].林業經濟,2021(3):52-64.

        [15] Clarkson P M, Li Y, Richardson G D, et, al.Revisi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 Empirical Analysis[J].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8,33(5):303-327.

        [16] Hong H, Kacperczyk M.Competition and Bia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0,125(4):1683-1725.

        [17] 朱亞杰,劉紀顯.環境規制對企業并購的差異化影響——基于新環保法的準自然實驗[J].廣東社會科學,2021(5):36-46.

        [18] 盧太平,張東旭.融資需求、融資約束與盈余管理[J].會計研究,2014(1):35-41.

        [19] 連玉君,彭方平,蘇治.融資約束與流動性管理行為[J].金融研究,2010(10):158-171.

        [20] 王小魯,胡李鵬,樊綱.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作者簡介:馬悅(1998-),女,陜西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財務管理;上官鳴(1968-),男,博士,陜西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財務管理。

        (收稿日期:2022-01-13? 責任編輯:殷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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